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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缴世忠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6  更新时间:2018-03-08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 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理论基础,是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南,也是修志者的必修课。

一、认识与实践

实践,是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实践 ;认识,是对入志诸事 物的认识。认识,是修志实践中必须解决的大事。有人认为,修志者对于应志之事,认识或不认识,都必须如实记述。何必要强 调认识呢?这是一种糊涂观念。试想,一位虎猫不辨的绘画者画 出的老虎会是何等形象?一位理发师弄不清他接待的顾客是男是女,又如何能理出合适的发型呢!毛泽东曾说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他的性质,他和他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修志者对于地方志书所记事物,只有认清其根本属性才 能避免“画虎类猫”,才能真正如实记述。而离开修志者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如实记述”,是从来不存在的。

编修地方志,对入志事物不仅要认识,而且要在实践中逐步深化认识。如果把认识停留在初步的、表面的感性认识上,那就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和外部特征,而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我们既不能脱离现象凭空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认识停留在现象上,而要按照毛泽东所说:“看事情必须要看他的实质,而把他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他的实质。”例如,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50年代初的个体单干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一是所有制有着本质区别。实行承包责任制,不是所有制的改变,而是经营方式的改革。二是土地承包,期望促使一些农民耕种更加精细,产量逐年提高,过上温饱生活。但是,这与实现机械化、产业化、集约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方向如何协调一致,亟需探索。修志工作者,对于记述的史实,没有这种严肃认真的深化认识过程,怎能保证志书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又怎能如实反 映一方历史与现状呢?

 

二、资料与观点

资料与观点,是地方志书的血肉和灵魂。自有史志以来,历代史志对所载史实,或褒或贬,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

近年有些文章,贬斥“秉笔直书”史法,指摘“秉笔直书”即“有闻必录”,是没有政治观点的纯客观记事。但是,“秉笔直书”的本义是要求编史修志者要忠实地记述史实的始末原委。如果硬把这样根本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至少是逻辑上的不清和哲学上的偏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人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要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一定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所以,所谓“纯客观”“纯 自然主义”的“有闻必录”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有闻必录”是闻、录者感到某些事物“有价值”,才闻而必录的。而古人所倡导的“秉笔直书”,在直书其事中必寓进著述人的观点。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摒弃“秉笔直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观点,吸取其忠于史实的优良传统,有什么不好呢?要不要坚持“秉笔直书”,不应当也没有必要成为方志界论争的内容。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于记事之中寓以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观点。但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把观点寓于记事之中,而是直接写入志书 之内。一些浅薄、多余的褒贬词语信手可拈,使志书染上了浓厚 的宣传色彩。

在一些新编志书中,空泛议论评说的句子举不胜举。这与旧志称颂“皇恩浩荡”,粉饰“太平盛世”,空话连篇有什么两样? 新编地方志应当在据事直书的前提下,寓进正确的思想观点,而不应信笔议论。因此,胡乔木同志曾严肃指出 :“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 宣传色彩。”这就要求修志者将正确的政治观点,通过所记述的史实资料显示出来;而绝不是用浅薄、多余的议论评说来表达。

 

三、英雄与人民

地方志书是反映一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必须记述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活动,反映谁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性的原则。受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局限,历代旧志都把帝王将相、地方官吏、权绅名门、节妇烈女做为人物志的主体,而贬称劳动人民为“群愚”“小民”“流寇”等。似乎一方经济、政治的兴衰,全由官吏强权主宰,而广大劳动人 民仅仅是被役使的工具。

新编地方志书要在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反映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重点记述人民群众中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卓有贡献的人物。然而,认识与实践往往不一致。一些新志书(稿)记述人物的基本格调仍没有打破旧志英雄史观的框框,“名人表”按党、 政、军职位级衔高低入志。列宁指出 :“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毛泽东更明确地论断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理。新方志反映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何必非要在什么“省军级”“地师级”上冥思苦索呢!执意坚持必以级职取人入志者,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缺乏理解;二在搜集编 选人物资料上没下功夫;三是以为按级职取人既省气力,又无争 议。其实,一部地方志书,如果按“省军级”“地师级”取人入志, 要做到一人也不漏,不花费气力是很难达到的。一些县志出版后 被漏记的级职名人来函来人质问,也颇难说清楚。如果总在职位级衔上纠缠不休,又怎能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南,如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呢?

 

 

四、经济与政治

本届修志,普遍重视反映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较普遍的出现了重经济、轻政治的倾向,不少志书政治部类记事粗略单薄,除了机构沿革、领导人更替、代表大会之外,对于地方党务、政务、决策活动,均缺乏起码的记述。出现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修志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 史过程”,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地方志所记述的经济、政治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新编地方志,要打破旧志的框框,拓宽记事容量,着力记述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决定作用 ;同时充分反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斯大林说过:“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他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新方志的政治部类只记述机构沿革、人事更迭、代表大会一类的内容,而丢掉党务、政务、决策活动,就丢掉了政治为经济服务的重要内容。

那么,新方志政治部类应当记述哪些重要内容呢? 一要记述政治如何促进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完善。如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发展当地工农业生产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二要记述政治如何消除和改造与经济基础对立的旧的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如所有制的变革、土地改革、社会主义 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三要记述上层建筑如何努力把人们规范在一定的社会秩序 之内。诸如政令法纪的施行、规章制度的遵守。四要记述上层建筑如何通过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影响人的 思想,支配人们的行动。如各个时期的形势、政策、思想教育及 各种宣传活动。

 

五、内容与形式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编修地方志,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尤为重要。地方志内容,包括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历史与现状;其形式,则是表现这些内容的体例结构和表达方式。几年来,方志界在这一课题上,一直在争鸣。例如对于大、中、小三种编目优劣的争论 ;编年体的大事记要不要揉进记事本末体;为突出地方特色,怎样掌握中、小门类的升格标准;志首的总概述是否符合志体,是“尽情挥洒”,还是“淡、雅、真”地如实综述等。都应当在弄清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前提下,恰当措置。

内容与形式,是对立统一关系。一般说来,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同时,形式又积极影响内容,对内容起着极大的反作用。同一内容往往可以有多种形式来表达。既然如此,新志书采用哪种编目形式更适合表达地情呢?大编立目源于明代的“三宝体”,到清代,章学诚又倡导“三书”“四体”,但真正照“三宝体”“三书”“四体”大编立目的志书,并不多见;而多数旧志采用分卷立目的中、小编目体式。目前出版的新志书,采用中、小编立目的也占多数。大编立目的志书,在古代只设三四个大类目;在当代一般设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 社会、人物等十来个大编。似乎将一方百科之事分别归入这几个大的栏目,就显示出了志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由于这几个大标目无法合理地包容地情资料,而破坏了志书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大编体式的致命弱点是形式与内容严重脱 节。像《地理》编一般只记自然地理,而把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内容“割让”给其他编目;《政治》编只记党政群团、公检法司,而将几十个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内容分给《社会》《经济》《文教 卫生》等编目;《社会》编更是戴大帽子穿小鞋,名为《社会》,但记事内容不过是民情风俗而已;……如此名不副实,怎能充分、 如实反映地情呢?

而中、小编则能做到标目与记事相一致,形式与内容相吻合。但有人说中、小编目记事分散,体现不出志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是一种偏见。志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主要在于是否真 实地反映出记事内容的内在联系。如河北省中部、东部,由新中国成立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终土地多盐碱,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在集体生产的体制下,连续大面积的改土治碱,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对此史实,如果能够在《自然环境·土质》中记清土质的原样与现状,在《农业》中记清推广适应盐碱的作物及其产量变化,改良土壤的措施及效果;在《工业·手工业》中记清当地熬制和销售硝盐、皮硝的情况;在《文化·民谣》中辑录反映当地曾经盐碱为患、难于耕种、民生维艰的歌谣;在《水利》 中记述如何以水压碱等。各分志记述情况互相吻合,把一个总体事物从各个侧面记述齐全,这就体现出了志书的内在联系,增强了志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因此,不少地方在志稿进入总纂阶段后,果断地改大编为中、小编目,以求志书形式与内容的谐调统一,这确是明智的选择。

(原载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地方志探论》第 1825 页)

摘自新编缴世忠地方志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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