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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京畿文化:“大北京”建设的历史文化基础

作者:赵世瑜  文章来源:京师文化研究  点击数:157  更新时间:2018-05-10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吴良镛提出的“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建议对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城市进行整体的开发建设,除有现实考虑外,也具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元、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区域体系,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在这些文化圈中,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与民俗文化形成多向互动,成为京畿地区的文化特色。无论建设“大北京”,还是研究北京文化,都不应脱离对京畿文化的探讨。
 
        北京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建城史、近千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北京的地理位置,使它从一开始就成为多民族文化的汇聚之地,它的都城地位,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此外,它又是一个经历了千年来连续不断发展的都城,是一个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沧桑巨变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世界都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是由于北京的这些特征,使这里长期以来不仅具有丰富的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也有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它们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生态的三个层次。同时,北京和任何中心大城市一样,绝不仅是一个文化辐射范围局限在城墙之内的城市。由于其强大的政治文化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北京的文化辐射空间远超一般的都市。只有从这个更大的空间去思考北京的区域文化,去把握北京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的眼光才不会受到局限,我们对北京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定位才能更加准确。
 
“大北京"建设规划及其历史基础
 
        2000年,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院士从建设更好的人居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气简称“大北京规划"),该项研究由100多名专家参与,在2001年10月通过建设部的评审。

        此项研究认为,目前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区域观点、城市各自为政,城镇体系有欠完善,生态环境恶化、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与产业结构在空间上存在矛盾冲突,以古都旧城为中心的单极化发展造成了规划布局结构的困境,等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吴良镛院士以及课题组的专家提出,应该借鉴国外城市规划与发展的有益经验,实施一个超行政区划概念的“大北京”建设的规划,即把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城市包括在内,进行区域整体的开发建设。即从区域的角度出发,通过空间上的“疏解”和“集中",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我国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以此疏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开发北京、蓟县、北戴河一线,缓解北京旧城压力,带动区域发展。北京与天津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我国北方中心城市作用。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北地区村镇经济不发达· 因此需要利用地区条件,集中建设小城镇,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平衡居住与工作·带动整个地区的普遍繁荣。应该建设方便舒适的区域“交通走廊”,对港口进行合理分工·寻找新的工业化发展机会。应着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要疏解生态环境敏感的北部人口,保护北部山区的植被和水源,疏浚河道,保护湿地,建设燕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和白洋淀国家公园两大“绿心”,合理利用和保护沿海资源。吴良镛认为,如果一个城市只是追求孤立的发展,周围(比如冀中地区)发展落后,它也不可能很好发展,顶多是“飞地中繁荣的孤岛”。
 
        这个“大北京”的规划主要出自于资源合理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旨在说明行政区划的设置和变化应该服务于以上目的,否则将会成为区域发展的阻碍。实际上,目前这一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虽有历史的原因,但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北京、天津等地发展定位的结果。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系(regional system)理论中,在19世纪,华北是除了东北以外的全国八大区系之一,北京、天津、保定都是其中的主要城市中心地(从人口规模来说,北京和天津居前两位)。尽管在他的区系划分中,华北地区包括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和苏北,但他却充分注意了历史时期区系或区域城市体系内部的关联度。“ 8世纪与} 3世纪之间,华北经历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原型周期。 在华北地区以后的历史中,北京起着开封在中世纪周期中起过的中心整合作用,贸易形式与运输网的改变,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激烈变动。

        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自周秦以来,北京地区就是联结中原与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枢纽和桥梁,永定河与拒马河的交通形势,使蓟和涿成为这一地区的两大都会(P30一32)。自秦汉以至唐宋,幽、燕等地既是中原王朝经略北方的重要边镇,又是北方民族南下牧马的前哨堡垒,一直保持着区域中心的地位。如果说辽设南京于今北京,不过是其五京之一,那么金占据北方半壁江山,在北京建立的中都就开始有了真正的都城的意义。金统治者仿照宋制,在畿辅地区设立中都路,包括通、蓟、易、涿、顺、雄、保、安、遂、安肃、平、滦等州,除了通、蓟、顺三州属于今天北京市的范围 。其他各州都在今北京的南部和东部,属今河北。蒙古灭金之初,设燕京都行省,改金中都路为燕京路,建元后又改称大都路,下属州县几经变化,最后定型所辖的12州、31县中,属今北京市的仅为3 州8县,其他均属今河北和天津。

         明灭元后,大都路被改为北平府,永乐时又改称顺天府,辖5州22县,其中3州7县属今北京市,范围比元大都路略为缩小。在此基础上,明设京师,直隶中央六部,其空间范围是:“北至宣府,东至辽海,南至东明,西至阜平。”除了南部极少地区今属河南、山东外,基本上就是今天京、津、冀一省两市的范围。清承明制,顺天府的范围基本没有变化,但取代明朝京师的直隶则空间范围向北扩大。主要是增加了承德府和口北三厅,前者除今属承德的地区外,还包括今属辽宁和内蒙古的许多地区,后者则大体上今属内蒙。这种情形是与清朝的政治特点密切相关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们与北京的市场联系和文化联系不如河北南部那样紧密。直隶的最高长官直隶总督便驻于保定,与北京互为犄角。
 
         决定都城周围行政区划设计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服务于都城,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京城各方面需要的物资、人力,如“糠麸、煤炸、榛粟、麦穗、稻皮、苘麻、芦苇、秸、蒲草、荆条、鹿食、黄豆秸、马连根、活兔、羊、鸡、挤乳牛,及各驿站、递运所置买马、驴、牛车铺陈什物等件,砍柴、修坟闸夫、防夫、馆夫、膳夫、天财库等项夫役",都需要顺天府及周边府县提供。附近地区又不仅成为北京的劳动力市场,在出现天灾人祸之时,北京也往往成为附近地区人民的避难所。如 “畿辅旱荒,饥民流人都城求食,道馑相望";工近京地方饥荒,民流人京者众。

         实际上在一个区域体系中,低级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往往需要适应高级中心城市,比如通州的张家湾,在元代本是一个小村,自从运河对北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运河的终点又落在那里以来,张家湾就逐渐发展为一方巨镇。在这个意义上,都城与都城以外的地区,就形成了某种供需关系。“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元朝修建大都城池,则在蔚州砍伐木材,当地至今聚居生活着的杨氏家族,其祖先杨賢就是因为负责为大都提供木材而发达,其过程可见之于其家族墓地中由赵孟书写的《蔚州杨氏先茔碑铭》。

        在明清时期,国内市场网络进一步完善,京畿区域内部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北京、保定、天津鼎足而立,成为区域内三大中心城市,起着互补和互动的作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区为北京提供经济作物和服务业劳动力,天津则成为海运粮食和其他物资到北京的重要港口,兹不赘论。
 
京畿文化的核心——京城文化圈
 
        施坚雅认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明清时期形成的各大区体系至今存在,其持续性非常突出。在各个大区中,中心大都市在整合其城市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十分重大。” 从上述看,“大北京规划”的区划基础实际上就是元、明、清历史上的京畿腹地,就是明清时期顺天府下的24个州县,以及元代中期以后逐渐析出的河间、保定、永平等路(府)。在这个范围内,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皇室与宫廷贵族、官僚士大夫,以及广大农业、工商业、服务业人口组成的社会分层,他们创造并且共享着一种独特的京畿文化。

        在区域经济、政治区划和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与北京历史文化生态的三个层次.一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呼应,京畿文化在空间上也形成了三个圈(cultural circles):以城墙为标志性界线的京城文化圈、以原属顺天府、今属北京郊县的地区为主要范围的京郊文化圈,和以天津、保定为中心城市的冀中、冀东地区为范围的京畿文化圈。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如京城文化带就主要体现宫廷文化等等,因为在这三个文化圈中,不同层次的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但显然这些影响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又有不同,不同的文化圈分别表现了这三种文化互动的不同形态。

         京城文化圈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今天北京城八区。以往的北京史或北京文化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明清时期内外城的范围,局限在城墙之内,郊县很少涉及。其实明清北京所在的顺天府的两个附郭县,宛平和大兴,管辖范围绝大部分在城外。
 
         宫廷文化是京城文化圈的核心,是京畿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色。皇室及其附庸群体是全国范围内地位最高的一群人,但同时也是京城的居民,是京城生活的参与者和京城文化的构成者。在后者的意义上,他们与京城的其他居民群体没有本质的区别。需要指出,宫廷文化最集中地体现在皇宫之内,但又不仅局限在皇宫之内;体现在皇宫之内的文化,如果不为人所知,如果不参与京城文化的共享和互动,那就失去了意义。而从皇宫之内播散出来的文化,就已给京城文化抹上了重彩。

         这种宫廷文化的播散有多种方式。其一,皇家虽常年身居九重,但也有走出禁城的机会,使京城居民领略宫廷文化的风采。元朝皇帝来往于上都和大都之间,或者是到俗称“下马飞放泊”的南海子等城外行宫游猎;明朝统治者如英宗、武宗出外巡幸,或视察陵寝;清朝统治者赴热河行宫、西郊园林度暑,回盛京谒陵、下江南巡幸、郊祀、赴边外亲征,等等,更是经离开皇宫,队伍浩荡。像清朝康熙皇帝曾徒步赴天坛祈雨,“水满两靴,衣尽沾湿” 虽然在皇帝出行时要进行交通管制,约束行人,但居民还是可以经常感受到皇家威仪,直接受到宫廷文化的影响。

        其二,还有一些群体与皇家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他们也直接或间接地传播了宫廷文化。比如宗室皇亲,地位仅次于皇帝,又有较多出人宫禁的机会,据说明朝万历以来,皇亲大约有40家,熹宗的妹妹乐安公主下嫁之后,“独好张街,遇有吴中士夫在京,必邀其宅眷到府,茶果谈燕。每人禁中,先皇与之饮酒投琼,笃天妹之礼"。崇祯皇帝贵妃之父田氏,“好招诸朝贵饮“ ·  “诸妓歌喉檀板,辄自出帘下,诸朝贵无分司洛下之才,而谕言惊满座之放”。 清朝八旗王公贵族往往继承原来明朝的衙署、府第起建自己的居宅,如睿亲王多尔衮利用明代洪庆宫旧址建造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訁,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 。

        再如宦官。他们一方面常居宫禁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许多衙门设于宫禁之外,还在宫禁之外有自己的私宅,是宫廷与外界联系的桥梁。明代宦官在紫禁城玄武门以西,沿着城墙开设酒店,称为 “廊下家”。“众长随各以麯做酒,货卖为生,都人所谓'廊下内酒,是也。明清宦官还在京师遍修寺庙,充任香会会首,为皇家祈福。明万历二十年(巧92年),大学士王锡爵撰写了《东岳庙碑记》,“兹惟大明皇贵妃郑氏暨皇三太子,集诸宫眷、中官等,制帝后冠服束带、香帛纸马,及宫殿廊庑神衹,咸致礼有差。自庚寅迄壬辰,历三岁,盛典告成。”.在宦官的穿针引线之下,宫廷后妃等与北京许多寺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宫廷文化通过他们向民间社会弥散。

         其三,有许多宫廷活动延伸到宫廷外部进行,构成了京城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明清时期宫廷养象作为皇家仪仗的组成部分。每到夏天三伏之日,明代由锦衣卫、清代由銮仪卫导大象赴宣武门洗浴。“城下结彩棚,仪官公廨监浴,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同时上驷苑又在积水潭浴马,“岸边柳槐垂荫,芳草为茵,都人结侣携觞,酌酒赏花,遍集其下” ,宫廷活动成为北京居民岁时闲暇的重要内容,相沿成俗。这些都使宫廷文化成为一种可以实际感知的民俗,成为京城文化圈的典型代表。

         在京城文化圈内,除了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京城是中央政府所在,百官云集,科举会试又在这里举行,所以士大夫群体所占比例很大。元代虽是蒙古人当政,但大都的士大夫也还是有游山玩水、鉴赏古玩、诗文唱和的文化时尚。明清中央官署集中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的长安街沿线,为了上班的方便,官员的居住地一般贴近此地,即使清朝时汉官多居外城,但也在前三门沿线。明代“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 “ “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至人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 , 始暇拜其父母。原碑在北京朝阳区东岳庙。

         清代汉官主要居住于外城,大量试馆也建于正阳、崇文、宣武门外,因此汉族士绅交游圈以此为中心。外城的诸多寺院景色,也是他们聚集游玩之处,如陈廷敬有《至日陪祀同王阮亭灵佑宫早起》诗、陈其年有《同人集灵佑宫会饮》诗等。从时人的描写来看,南城,特别是所谓“宣南士乡”,是汉族士大夫寓居和互通声气款曲的地方,所谓“吾老欣同巷,归休原息关。"可以说,这里,以外城的北城为中心,是他们消磨闲暇时光一一居住、聚会、观剧、购书的主要空间。应该说,在各大城市中,北京的士大夫人口比例应是较大的,这个群体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色也是相当明显的。
 
         除了官宦群体和处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之外,京城还有大量商业和服务业人口,他们应该是京城居民的主体,因此都市平民文化亦不可忽视也许京城的外城最能说明问题,因为总体上看这里的居民社会等级较低。早在金元时期,其南城就多为贫苦人家居住,也有一些大众化的消费场所。自明至清,尽管政府在南城周边修筑了城墙,尽管清人关后将汉族官民都迁到南城,南城作为京城中最集中的商业区、娱乐区和平民居住区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而且人口从明末外城不到内城人口的30%,到清代差距逐渐缩小,直到清末外城人口已达到内城人口的60%。清朝人形容南(外)城的分区特色是“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盗贼" 。此外, “大栅栏西一带过,巷中比户有弦歌”,外城会馆中的戏曲表演,以至清末以后天桥一带兴起的民间演艺,都是京城民俗文化的突出表现。

         尽管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但并不等于说民间文化对前者就毫无影响。明清以来日益繁荣的小说、戏曲、说唱艺术不仅吸引着贵族、士绅前往观赏,即使皇家也延请民间演员进宫演戏,高官家中请戏班唱堂会的屡见不鲜。民间信仰更吸引宫廷和官员的瞩目,后者不仅和普通百姓一起投身于亻义式活动中,而且捐钱捐物,组织活动,甚至皇帝也经常给一些寺庙撰写匾额、碑文,体现了对某种观念的认同和共享。

         可以说,尽管在京城文化圈中不同文化共存互动,但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或者说知识精英文化,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体现了京城文化圈的最大特色。


京城文化的辐射与互动:京郊文化圈与京畿文化圈
 
        在元明清时期,京城城墙之外是农业地区,与城内的文化景观判然有别,但城墙并不能阻隔京城文化向外扩散,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独特的京郊文化圈。因此,明清士大夫在著书描述帝京景物的时候,非常清楚地把空间上有区别的风物都包括在他们的记述之中。如明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就将记述内容分为皇都杂记、郊炯杂记、畿辅杂记等;刘侗的《帝京景物略》按四方方位记载城内外的景点,另加上西山和畿辅名迹;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则分大内、皇城、内城、外城、园囿、郊垌诸部分;震均的《天咫偶闻》记述范围基本与前者相同,但清人记录的范围要比前举明人的小,很少涉及今北京郊县以外的风物。

        那么,在以上这些作品中,关于郊垌的部分都涉及到哪些地区、哪些内容呢?《长安客话》描述了西直门外高梁桥、玉泉山、香山一带景物,西南则钓鱼台、白云观、天宁寺塔、至卢沟桥,西北则海淀、百望山等地,北则清河、沙河、天寿山,东则东岳庙、大通桥。范围多在今北京之二环路与五环路之间。《帝京景物略》记载城北景点较少,只有安定门外的满井;城东除东岳庙外,直至通州将台;城南至南海子、卢沟桥;城西景点最多,最远记至金山口黑龙潭(西山诸景另记)。清人的记载范围大约与前同,在各城门以外50里以内。
 
        在各城城门之外,首先有一个关厢区,它是城门数里之内的一个区域,以城关为标志。明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载,当时在东城内与各坊并列的还有“朝阳东直关外,五牌。十七铺”,在西城内有“阜城西直关外,共七铺”,在北城内有“安定、德胜关外,共六铺",说明东、西、北三处城外关厢人口增加,亦被明末人同视为坊,但各关厢地区道路的重要性不同,居民数量不同,空间范围大小自然也不同。由关厢而外,城市文化的比重逐渐缩小,关厢因而是京城文化与京郊文化的过渡带。

         就在这个范围内,修建了大量寺庙之类人文景观,成为吸引京城游人的重要景点,也是前述诸书记载到这个范围的原因所在。根据《宛署杂记》的统计,明代宛平县的寺、庵、宫庙、堂、祠在城内有 242座,城外有362座,后者占了总数的40 ‰。在城外者中,以寺为例,记载离城2里左右的5座,离城3里左右的5座,离城5里左右的9座,离城10 里左右的8座,离城20里的13座......以至记载者以明扬实抑的口吻说:“又见夫阜城、西直之外,貂黜阀阅之裔,春而踏青,夏而寻幽,如高梁、白云、卧佛、碧云之会,冠盖踵接,壶肩摩,锦绣珠翠,笙歌技巧,哗于朝市。”贵族士大夫把京郊视为休闲娱乐的场所,京郊文化以自己的特色吸引城里人,城里游客也把京城文化带到京郊,商业和服务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京郊文化圈中,宫廷文化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京城的东、南,自元至清都有供皇帝行猎的海子;在京城的北部和东部,分布着明清帝王的陵寝在京城的西、北,则有清代皇家大规模开发的园林。这些地方是帝王定期或不定期去的,在沿途和目的地都建有行宫。这是宫廷文化的延伸,但又和城里的宫廷文化有所不同。在南海子,从元至清一直是帝王狩猎的地方,所谓“春嵬冬狩,以时讲武”,平时则派专人守护。清朝设海户1600人,各给地24亩。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选择昌平天寿山作为陵寝所在,至明末共有13位皇帝陵在此。帝王生前或去视察山陵工程,或去祭谒祖陵,平时有各陵神宫监进行管理,各陵卫军士进行保卫。清初保留各陵神宫监作为陵户,维护明陵,这些陵户逐渐演化为当地村落,现在当地果园较多,当是那时遗留的传统。而在西郊园囿,不仅居住着八旗护军及其家属、园户、匠役人家,由于清朝皇帝每年常在圆明园起居听政,所以一些经常随侍左右的大臣贵胄也在海淀一带建宅居住。连接畅春园的苏州街 “两行列肆,全仿苏州。旧传太后喜苏州风景,建此仿之”。“清晨趋朝者,云集德胜、西直二门外,车马络绎。公事毕,或食公厨,或就食肆。其肆多临河,举网得鱼,付之酒家,致足乐也。

         另外值得举出的例子是今天的通州区,曾是大运河的终点、北京的门户。自金在北京建中都,便开凿通州到中都的运河,此后元、明相继,通州便因运河枢纽而发达起来,不仅是客商运船的停泊码头,到处都是旅店、仓库、酒楼、茶肆,而且驻扎着许多国家机构;不仅充斥着运夫、脚夫、军士、商人、牙侩,而且从元至清,都有皇室或贵族官员开设的商店、当铺。士子进京赶考,官员赴任离任,皇帝下江南巡游,往往在这里进行水陆交通工具的转换。此外,这里也曾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如高丽庄,还有张家湾也是回族聚居之地。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通州的寺庙众多,庙会活动频繁。因此这里是一个多元文化荟萃之地一一一既有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的延伸,也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又是运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文化从这里进京,京师文化从这里外传,这种文化交汇在这里留下很多痕迹。

         类似的例子还有房山的大石窝。这里毗邻今河北涿州,本来并不发达,因山中盛产汉白玉,宫殿营造所需石料往往取自这里。石窝的村名金代就已出现,明代开发规模日益增大,官府专门在这里设厅管理,为采石制造铁工具的铁匠都逐渐在这里形成聚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在北京南边的这样一个偏僻之地,竟建有大量的寺庙,如兴禅寺、磨碑寺、福胜寺、禅房院(寺)、关王庙、隆阳宫、观音堂、二郎庙、真武庙、药神庙、南大庙、火神庙、山神庙、碧霞元君行宫、灵官庙、八郎庙、万泉庵、美报祠、龙王庙、三义庙、五道庙、公输子祠、天仙庙等,香火自明至民国延续不绝。
 
         今属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一些地区构成了京畿文化圈。天津的兴起也是元代漕运的结果,在明清时期,它在漕运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元人的诗说这里“东吴转海输杭稻,一夕潮来集万船";明人的诗说这里“万里云帆漾碧天,村烟渔火泊吴船' 。清代天津成为长芦盐的重要产地和转销地,巡盐御史等衙门也从北京改驻天津。保定在清代为直隶首府,总督兼巡抚驻扎在这里,晚清再兼北洋大臣后,则夏驻天津,冬驻保定,于是这两地便分别成为京城的经济要地和政治咽喉由于三大城市关系密切,文化又各有特点,故民谚有云:“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北京和畿辅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相互之间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在北京的服务业、手工业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来自附近府县。比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 ;保姆、奶妈也往往来自河北三河等地;冬天城里做跑旱船表演的,“多在河间府宁津县,每逢大秋之后,必要来京挣钱,;甚至明代宦官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家庭还把子弟送人宫中,以求富贵:“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人选者。' 尤其能体现这种文化互动的是说唱、杂技等民间艺术,像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鼓词艺术、相声、琴书、时调,以及中幡、摔跤等杂技艺术,艺人们都在北京、天津等地串演。侯宝林即生于天津,在北京天桥学习京剧和相声,抗战期间在天津演出成名,后又转回北京表演。天桥的说唱文化既是北京的民俗文化,又是融人了天津、河北等畿辅地方风情的文化。在这里,地方文化的特色非常明显,但受京城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或者说,当地方文化通过在京城“扬名立万"之后,它在地方上的影响就变得更大。

         如果以一个个案为例,明代以来的京师碧霞元君信仰就颇能说明问题。在明清至民国,该信仰在京畿十分普遍,最为著名的寺庙是“五顶"以及丫髻山、妙峰山。“五顶”中的北顶在安定门外(今四环中路北京社会科学院东侧),东顶在东直门外(清代已废),南顶一在南苑大红门(南顶路西口),一在马驹桥(今属大兴),中顶在右安门(今草桥以北),西顶在蓝靛厂〈昆玉河西岸)。另外丫髻山在京城东北的平谷,而妙峰山在西南的门头沟。“五顶"均分布在城墙以外,在今三环路到四环路的区域,丫髻山和妙峰山距离更远,东西相对,但却吸引着京城内的居民定期前往进香,形成京城文化与京郊文化的互动。同时天津人对妙峰山碧霞元君庙也情有独钟,不仅大量捐资、连年进香,在这里塑造了天津人的象征王三奶奶,而且造出了“妙峰山的娘娘罩远不罩近"的说法;而北京人也远赴涿州的碧霞元君庙进香,形成京畿文化内部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民俗文化的跨区域特点似乎更显突出,但明清两代皇帝都曾对其赐额立碑的行为又必然成为刺激这种跨区域互动的因素。

         总之,从京畿文化的角度反顾“大北京规划”,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存在的内部联系的区域,“大北京”或者京畿并不仅是出自现实考虑的一种主观臆想,而是有其历史文化基础的。在历史时期,由于北京的地位和角色,它显然是区域内的中心。而因为服务于这个中心而发展起来的畿辅诸城又各自形成鲜明的文化特色,成为京城文化日益丰富多元的资源。因此,研究京城无法离开京郊,也无法离开京畿。当我们把视野从京城放大到京畿,我们的研究也就从地方史上升到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域社会史。

本文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转自京师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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