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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改革和创新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杨永成  文章来源:年鉴之家  点击数:93  更新时间:2018-10-2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相对固定不变,大多沿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年鉴创编时期使用的方法。经过多年实践证明,运用这种模式编纂出版的年鉴实用性不高、可读性不强,在社会中认可度较低。因而重新审视我国地方 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理论,科学设计年鉴编纂模式,增强年鉴使用功能和社会服务效益,是当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事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年鉴理论还是编纂方法,在总结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的同时,结合西方年鉴编纂的经验,会对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具有深刻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改革创新;理论方法
 

一、年鉴编纂模式决定年鉴根本质量

年鉴编纂模式( Compilation  Model) 是指年鉴编纂行为的一般方式,它是在年鉴编纂理论和经验指导下,采用的一套从资料收集、文字加工到编纂成书的总体方法,其中主要包 括年鉴大纲设定、资料收集、体例规定、内容编排和最后成书等几个过程。年鉴编纂模式是连接年鉴编纂理论与编纂实践的纽带,它一方面是对年鉴理论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是左右和控制年鉴编纂实践的方法,因此年鉴编纂模式正确与否,不仅能够反映出年鉴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能直接导致年鉴编纂实践的成败,决定年鉴的根本质量。

改革开放以后,为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全国各地开始成规模地编纂年鉴。和世界其他国家年鉴编纂出版不同的是,我国年鉴多采用官办官修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年鉴资料内容权威可靠,年鉴编纂质量和事业发展持续稳定。由于政府大力支持,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代表的各类年鉴发展迅速,其规模变化之快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拟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官办官修年鉴是中国年鉴的发展特色,也是中国年鉴的发展优势。

从技术角度来讲,编纂年鉴要有专门知识经验,要认识和掌握编纂规律,这其中又有一个不断积累和提升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事业刚刚起步,对地方综合年鉴理论认识还比较粗浅,比如地方综合年鉴究竟是何种载体、如何组稿编稿、书中内容怎样构成,以及在读者定位和服务方向问题上都准备不足、研究不够。年鉴在当时情况下简单形成的编纂模式必然与年鉴本质不能很好贴合,年鉴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展现,对社会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几十年来,我国年鉴工作者逐步认识到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在社会中“遇冷”的现象,也写出很多相关文章,但涉及到年鉴编纂模式的讨论不够全面深刻,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踏故习常、“千鉴一面”的局面。

二、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存在的理论、方法和内容设计问题

(一)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存在的年鉴理论认识问题

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究竟属于什么载体,40年来我国年鉴理论界先后出现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一种认为是资料性工具书,另一种认为是资料性文献,这两种观点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年鉴的特点与本质。就内容而言年鉴是一种资料性文献,就其使用功用而 言它又是一本工具书,这从国内外图书对年鉴归属分类上看得很清楚。中外图书首先将 文献资料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是为获取知识、观点或者欣赏而从头到尾细细阅读的文 献,第二种是为释疑解惑或者查考特定资料才去翻阅或引用的文献,其第一种是普通图 书,第二种是工具书。我国把工具书分为检索性工具书和参考性工具书两种类型,其中检索性工具书是指带有目录、索引和文摘特点的 3 种工具书。参考性工具书包括种类很多,其又分为语言性工具书和资料性工具书两种。语言性工具书是指各种字典、词典等,资料性工具书主要包括百科全书、年鉴、类书、政书、手册等各类工具书。综上所述,我国图书分类学对年鉴的定位首先是资料文献,其次是参考性工具书,最终归结为资料性参考工具书,因此他们又比年鉴界定义多出“参考”两个字。参考性工具书作用主要就是用来“提供某些具体而实用的基本知识及文献资料”。年鉴是西方舶来品,在对年鉴性质认识问题上,西方社会同样是把“参考”作为它的核心,认为年鉴是“Reference  Book”,直译过来就是“参考书”或者“参考工具书”。例如,目前美国网络电子销售网站亚马逊( amazon) 就把年鉴放在“Reference Book”栏目下,和大百科全书、词典、地图册等排列在一起,认为年鉴和这些著述一样,是为人们获取某种知识、信息、资料而编制的参考书籍。

因此编纂年鉴的目的就是为了参考,是能够让读者通过查阅其书中内容资料而获得有价  值的信息、知识、依据和有用的指导。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因为对年鉴参考功能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定义中缺少对“参考”一词的规定和强调,没有对年鉴资料内容收集和编写制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约束和规范,致使年鉴性质模糊,在资料收载、内容编排和服务定位上失去了标准和方向,最终变成一本以各资料收集单位年度工作总结为基础的内容汇编。这些内容具有较大主观性和随意性,在资料提供范围和深度上不够健全,信息比较局限简陋,常常带有部门本位主义色彩,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出社会全貌以及时代发展特点及趋向。

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讲,任何物品一旦失去其使用功能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所以年鉴光有资料不够,还得具有使用价值,即年鉴的参考性。因此资料和参考是构成年鉴两个缺一不可的要件,是年鉴的躯体与灵魂。年鉴资料内容只有具备参考功能,才能使其成为有用之物;年鉴一旦偏离或失去参考核心,就会使其功能受到损伤,甚至变得毫无用处。所谓“编鉴为用”,简单理解就是年鉴全部资料在社会服务中都能用得上,社会大众所需资料在年鉴中都能找得到,因此年鉴编纂要时刻注意其参考性,年鉴编纂模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年鉴资料参考性问题。年鉴在编纂过程中使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都是为了丰富和增强年鉴资料参考性功能来进行的,这就决定它在体例设计、框架构建、资料收集、内容编排、索引制作等方面都要围绕参考性功能的实现来进行。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社会化参考工具书,其资料参考性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1) 就其内容来说,应该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人们平时关注关心的话题和问题,在资料收集和编纂加工上做到全面、准确、实用。(2)就其服务对象来说,应该面向社会大众。(3)就其参考功能的发挥来说,应当能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工作、生活和学习提供参考资料, 提供多角度、多方位海量信息服务。(4) 就其服务态度来说,应当持平等态度,积极主动友善地为大众服务。我们把地方综合年鉴这种具有开放性,为社会提供共同参考服务的功能称为大众参考( Reference for General Use)。

近40年来,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基本没有变化,大多采用年鉴创刊时期使用的官书式编纂方法,其从政府工作中收集资料,再把这些资料编成年鉴,为政府决策或社 会研究提供服务。这种年鉴编纂模式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当时我国刚刚实行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形态单一,计划经济仍然占据人民生产生活主要部分, 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策划者和指令者,也是社会信息资源的掌握者和拥有者。如果说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当时情况下形成的官书式编纂方法是由其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则这种编纂方法在后来编纂实践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由于我们对年鉴参考功能重视程度和规范措施不够,致使年鉴各资料提供单位在稿件中常 常是谈部门工作多,报有用信息少;在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中一般提到最多的是自身工作过程和做法,以及政府和部门单位的各种会议、规定、文件与领导活动、讲话等;常常是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溢美隐恶,通篇稿件写的是增长、提高、进步或取得的成绩,透露出一种完成任务、自我表功甚至是标榜的心态。除此之外,读者得不到更多的信息和参考资料。(2)随着时代进步,我国多种经济运作模式并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分散化和小规模化,信息、知识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和财富,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中,政府和公众对社会及其各领域信息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因此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由于我们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过程中仍旧使用过去的方法,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和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资料在电脑、手机网络中随手可得,年鉴这种略显单一的资料内容在公众眼里已经变得不是十分重要了。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办官修年鉴,通常又被称为官书。说年鉴是官书,是指年鉴是由政府或政府某一部门、单位编纂刊行的参考工具书,其书中资料由政府或其部门提供,内容权威可靠,书中对事物记载角度及评价均来自政府,反映出政府的态度和观点。官修年鉴可以编得好,也可以编得不好,与质量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官修年鉴首先是年鉴,因此它在技术层面上需要符合年鉴作为资料性参考工具书一般的规律。作为官书的地方综合年鉴,其资料内容应该伸展覆盖到该地域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化工具书。因此,它在编纂设计、资料提供上更要讲究全面性、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同时在服务方向上要与社会贴合,满足大众需要,在服务功能上具备灵活性、多样性,使官修年鉴成为社会所需所用、为人们爱读必用的官书。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机构编纂出版,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有相似之处,也有  不同之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国内有很多论述。总体来讲,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记述 对象虽有相同之处,比如都是反映一个地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 况,但它们书体性质不同,服务方法和方向也不同。其中地方志古代时间最长60年编一次,当代 20 年编一次,提供的是成熟既定的事实,属著述性质;年鉴每年出版一次,反映的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动态性资料,目的在于提供即时信息,属工具书性质,具有便览性。两书除时效不同外,在资料处理、体例结构、内容编写、体裁风格和服务定位上都有很多不同地方。因此我们需要潜下心来研究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编纂规律,不能轻易将地方综合年鉴与志书编纂等同化,模糊年鉴作为参考工具书性质。甚至认为地方综合年鉴首要任务就是存史,专为续修志书服务,更是扭曲了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社会年度参考工具书的功能,自我缩小和降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目的和服务功能,致使年鉴在当今社会和时代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孤立化和边缘化。在年鉴资料为续修志书积累史料方面,据此次对我国正在开展二轮志书编纂单位的部分调查,其往年地方综合年鉴中的资料对于当前志书续修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实际用处不是很大,因此地方综合年鉴需要提高它的使用价值、服务功能和范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一条提出要“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方综合年鉴只有走向社会,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满足需要,才能更好发挥为社会直接服务的功能,这也是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社会参考工具书本身性质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地方综合年鉴本原,探讨研究它应有性质和功能,在资料提供和服务上做到不仅能够资政,客观上存史,而且能够利民、兴业、助商、劝学等等,运用今天信息化时代眼光对年鉴进行通盘设计,使其能够为整个社会和各类大众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

(二)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存在的年鉴框架设计问题

一部年鉴性质和功能一旦确定下来,便要对它的编纂体例进行设计。所谓编纂体例是指年鉴的总体编写格式,它包括对年鉴内容的设定及其表现形式的采用。因此年鉴编 纂体例在为全书内容和形式勾画出一个总体轮廓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为全书类目、分目设置,条目的选收和定名,释文范围,编写顺序,语言风格,数字和图表使用以及其他一般性 技术规格等制订出详细规则。

通常我们把对一部年鉴内容范围的设置称为框架结构设计,以确定年鉴在书中安排哪些类目、分目和条目性内容以及它们在年鉴中前后的位置。从年鉴全书内容结构来说,类目是最大的单元结构,其下依次为分目和条目,但条目并非为年鉴中最小的内容结构。

众所周知,年鉴条目内容是由释文组成的,在其释文中又包含着若干个信息要素,这里我 们将释文里的信息要素简称为释文要素,因此释文要素是年鉴当中最小的内容结构。年 鉴条目释文要素反映的是各种实据(Facts) ,所谓实据就是指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事实,它一般通过数字性和文字性有效信息( True Information) 来表达。所谓“有效信息”是针对“冗余信息”( Redundant  Information) 而言的,只有那些对年鉴读者真正有用,能够帮助读者直接、真实、详细说明事实本身情况的信息才是有效信息。年鉴条目释文当中除释文要  素以外,还有在释文文章写作过程中需要交代的各种时间、地点、原因、背景,等等,我们把这一类要素称为释文文章写作要素。释文文章写作要素在年鉴条目中不一定都会出现。

通常来讲,年鉴条目释文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表格类型,整个释文只有表格组成,比如像统计数字表格;第二类是文章类型,其释文是由各种文字性短文或文章 组成的。因此只有当条目释文是短文或文章的时候,文章要素才会在其中出现并发挥作 用。年鉴读者在查阅年鉴条目过程当中,释文要素一般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所以释文要素是年鉴条目里的中心元素,文章写作要素通常是为释文要素服务的,因此它在条目释文里是辅助元素。

目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使用的框架结构设计方法较为简单,一般只设计到 年鉴类目和分目,在少数情况下可能设计到一些条目,通常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框架设计(或者叫“大纲设计”和“纲目设计”) 。而将年鉴条目的选收和释文编制工作交给年鉴资料提供单位来完成,使年鉴编纂体例得不到很好执行,是造成年鉴编纂质量不高或不稳定的最主要原因。

年鉴框架结构设计是我们勾画年鉴编写内容、实现年鉴功能的重要环节之一,从年鉴整体内容设置和对读者输送信息的重要性来说,类目和分目是基础,条目是关键,释文要素是核心。因此我们在对年鉴内容进行设置时,要充分考虑到这四个内容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重要程度。在框架结构设计上不仅要做好对类目和分目的设置,更要将条目选收和编写、释文要素的安排与确定作为重中之重,对之加以通盘细致考虑,使年鉴编纂体例与框架结构设计更加科学完备。从年鉴编纂角度来讲,年鉴条目和释文要素是年鉴的重中之重,对年鉴条目和释文要素的处理态度及其方法不同,将直接决定一本年鉴的风格、性质和使用功能,这其中又往往最容易受到编纂者主客观因素制约,影响到年鉴的编纂方向和使用价值。因而在年鉴内容设置上对类目、分目、条目和释文要素进行统一性、科学性、规范性考虑,将它们纳入到框架结构整体设计当中去,是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它在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中用得到、发展上有必要。

在理论上行得通。如果把年鉴框架结构比作一张渔网的话,则类目、分目是纲,条 目和释文要素是目。目前年鉴框架结构设计只勾画出类目和分目,少掉了对条目和释文要素的设置,没能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致使年鉴在记载各项社会内容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缺漏和冗余现象。如果说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创编初期,由于对年鉴编纂规律认识不足,将年鉴框架结构设计内容局限在类目和分目范围之内的话,则我们今天在通过近40年的探讨摸索之后,对年鉴条目反映社会及其各领域信息规律和方法都有了比较充足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对条目及其释文编写进行统一设计,在理论上是完全行得通的。对年  鉴类目、条目、释文要素进行科学统一设计是西方年鉴惯用的手法( 在西方年鉴框架结构中很少见到“分目”层级) ,并在西方年鉴编纂过程中得到普遍使用。他们在进行类目编排时,通常根据不同类目类型,对条目及其各个释文要素进行细致安排,非遇特殊情况不动,使年鉴信息完整有序、清晰简明、易读易用。其书中所记各种实据数以万计、包罗万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社会各个领域内容及其年度变化情况,既有反映社会及其各个领域和各项事业的大数据,也有展示日常生活的小数据,做到应有尽有、秩序井然、密而不乱。

在实际中用得到。目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采用编辑与作者分工模式,其中编辑负责年鉴大纲设计和稿件修改,作者承担年鉴条目选收和释文编写,由于作者对年鉴性质功能不熟或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再加上编辑对作者条目编写不能做到事先把控,致使年鉴在条目选收和内容编写上不科学、不规范,存在很大盲目性、随意性和主观性,严重影响年鉴的内容质量。因此在年鉴框架结构设计过程中,将类目、分目、条目和释文要素合成一体,对年鉴内容及其编写格式进行统一规划设置,不仅能从根本上克服年鉴资料内容在编写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还能给年鉴编纂工作带来巨大便利。一方面可以缩短年鉴编纂时间,使年鉴提前出版;另一方面可以节省人力,在每年年鉴编纂过程中,年鉴作者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条目及其释文要素进行编写或填写,使条目编纂工作变得简单有序、容易操作。

在发展上有必要。把条目与释文要素纳入到框架结构设计中,说到底就是让年鉴 编辑直接参与到年鉴条目选收和编写工作当中去。工具书编辑直接参与条目(或词条) 编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单就我国历代著名辞书在过去几乎全由主创者编写不说,即便 是当前我国发行量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是由它的编纂组成员亲自编写完成的。在《现代汉语词典》创编初期,其编纂组曾经试图将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等百科词条交给当时中国科学院专家来编写,但由于这些专家写得太过专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也不符合《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体例,后来编纂组成员决定先由自己编写这些词条,然后再请专家审订,既照顾到了通俗性,又消除了知识性错误。美国《世界年鉴》是美国乃至世界著名年鉴,其编辑部 5 名编辑全部担任条目编写工作,在每年编纂《世界年鉴》时都会收到供稿单位提供过来的数以千计信息,但是“无论来自于什么样的信息资源,我们在收集到原始数据以后,都要对它进行选择、组织和编辑,按照一种清晰、简明和易用的原则提供给一般读者”。我国地方综合年鉴要实现年鉴编纂现代化和规范化,让年鉴做到内容完整、要素齐全、体例完备、功能尽善,就必须要对条目选收、释文内容和编写形式进行统一科学的安排,年鉴编辑亲自参加条目设置与编写工作是年鉴作为参考工具书编纂规律决定的。年鉴编辑在设置条目和其释文要素时,可以邀请供稿单位、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甚至是年鉴读者共同参与完成。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让公众参与年鉴编纂是完全可能的。年鉴编辑可以通过互联网站向公众征求年鉴编纂建议以及对年鉴当中每个条目进行打分评论,通过公众渠道来不断增强年鉴的实用性、可读性,从而提高编纂质量。

年鉴编辑介入年鉴条目和释文要素设定,改变了年鉴现行编纂模式,它对年鉴内容及 其表现形式来说,至少带来4个方面的根本转变:(1)将年鉴内容中供稿单位内部工作过程与其所涉及的社会事业区别开来,通过对这两部分内容隔离,使年鉴各路信息泾渭分明,互不纠缠。(2)可以过滤掉年鉴中冗余信息和条目释文中多余文字。(3) 可以弥补年鉴当中各种信息和资料缺失以及供稿单位在编写条目时造成的一些主客观缺漏。(4) 可以规范年鉴语言风格及其他一些技术体例方面要求。年鉴编辑在取得条目设置及其释文内容编写主动权后,通过对年鉴内容进行广度、深度和特色勾画,对年鉴条目、短文、图表、资料、照片、语言风格等表现形式进行合理统一安排,使年鉴信息变得更加实用、可读和方便,贴合社会实际,符合公众需要。

(三)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存在的年鉴内容设计问题

编纂年鉴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对年度资料内容的收集,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些资料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参考使用,这是由年鉴作为参考工具书性质决定的。为此,年鉴在提供信息资料时,一方面要照顾它的内容和范围,满足读者信息和资料获得需求; 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它的表现形式,能够方便读者快捷查阅使用年鉴。

年鉴需要收集和反映什么样资料信息内容,这里我们先对西方综合年鉴作一简单考察。

年鉴最初在西方是一本流传范围有限、使用人数不多的传统历书或者法院审判资料汇编集。在18世纪西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随着西方信息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出现,年鉴这种古代载体因其带有年度参考书性质而一时被人们广泛利用,对其创新内容、完善多种功能,用于散播和传达各种社会讯息、新闻、资料以及生产生活新知识、新观念,取得了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间,各种年鉴井喷泉涌,应运而生,并在19世纪中后期达到出版高潮。在这些年鉴中,以反映社会各个领域资料内容和信息的大众综合年鉴发展最快,并且也是编纂出版最多、公众使用人数最多的年鉴。从 18 世纪到今天,西方大众综合年鉴一共走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过程中,其编纂者们不断对它的内容和组成形式进行调整与创新,以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口味和需求,最终形成今天的样式。总结起来,西方大众综合年鉴在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大概有以下 5 个特点。

西方大众综合年鉴反映社会本身情况,而非社会及其政府每个部门和单位的工作 情况。其资料内容覆盖到整个社会以及社会每个领域当中,凡是对社会公众有用的资料和信息,在其年鉴中都能得到反映。其书中内容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社会及其各个领域和行业情况的静态资料,另一类是反映当年社会各类活动和事件的动态信息。其反映领域和行业情况的静态资料占全书主体,为全书主要内容;反映当年活动与事件的动态信息只占全书一小部分,全部集中在“大事记”中进行记载反映。两类资料信息严格区分,互不干涉。

西方大众综合年鉴除“大事记”以外,其全书内容按资料性质可具体分为信息、知识、指南三大类。其中信息资料主要提供社会各领域年度发展变化的情况,约占全书总体内容的 60% 。其知识性资料通常与百姓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有关,约占全书内容的20%;其指南性资料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凡是对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有帮助的,都在年鉴中得到反映,且常编常新,这部分内容也占全书内容的 20% 左右。西方大众综合年鉴把信息、知识、指南三部分内容贯穿到全书各个部分,在全书类目设置和对每个类目当中条目编排都能涉及到这三部分内容。

西方大众综合年鉴在进行条目编纂时,通常根据不同条目类型,将其释文格式化,或是使用表格将各类实据直接排列其中,避免一切过渡性文字对有效信息的干扰。其表格共分为数字型和文字型两种,第一种是纯数字表格,里面展现的是各种统计数字;第二种是按照表格形式,里面填上简短词语或字句,像我们日常通讯录中“姓名”“性别”“联系电话”“住址”等空格中填写的内容形式一样。对于一些必须要使用更多文字叙述和说明的文章型条目,则言简意赅,能短则短,简单明了,也基本形成一种模块化编写方式。他们通过上述几种形式来固定各个条目当中的释文形式、释文内容、释文要素、释文顺序和语言风格,使不同年度年鉴在相同版面呈现出一种基本或完全相同的格式与模块,里面释文要素无一缺漏或冗余,井然有序,便于读者查找使用。其年鉴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也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每年对书中一些条目和释文要素进行更改,但基本原则不会变化。

西方大众综合年鉴注意保持其资料的年度连续性,这和他们在年鉴理解上的传统 习惯有关。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年鉴有不同形式,且每种年鉴在使用“年鉴”书名时,用的“年鉴”名称也不相同,像“Almanac”“Yearbook”“Annals”“Annual”等,这些书名在西方语言里都含有“年度”的本义。因此,它们在记载各种年鉴内容时不仅仅反映一年的信息资料,而是以“年度”为时间单位和内容单元,在提供最新一年年鉴内容时,也连续给出以往年份多个年度的资料。西方年鉴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我国知识界起初把它翻译成中文“通书”“每年之书”“年报”,等等,里面也含有“年度”的意思,并非指的就是一年,直到日文“年鉴”一词进入我国,才将“年鉴”这一名称固定统一下来。打开西方综合年鉴可以看到,其在提供最新一年资料内容时,往往根据书中一些实据重要程度,相应排列回溯它们在以往年份各个重要年度中的情况,其中最久的实据可以回溯到两三百年前。比如《世界年鉴》数字性实据中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进出口贸易量,粮食、水果、蔬菜销售价格,文字性实据中的美国总统等,都属于这类资料,既提供了新信息,又保存了旧资料,发挥了信息参考工具书与历史文献的双重作用,让读者既看到现实,又了解了过去,可以对其最新情况和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观察。不仅如此,西方综合年鉴还可以预测未来一年甚至是更久将来的变化情况,比如下一年天气预报、下一年即将来临的飓风的名称、未来服装时尚流行趋势等,都属于年度信息的范畴。这和我国地方综合年鉴采用志书时间断限法,将年鉴所记信息资料严格控制在一年之内,仅反映刚刚过去一年的内容做法不同。我国采用的一年时间断限法缩小了地方综合年鉴在年度信息资料上的观察视野,发挥不出年鉴作为年度参考工具书的宏观气度,自我削减了年鉴优势。其实在我国当今也有不按照一年时限提供资料内容的年鉴,比如目前流行的统计年鉴,其往往在提供最新一年统计数据时,于书中一些重要统计数据前排列回溯好几个以往年度的数据,连续反映某个统计指标在各个年份的变化情况,只是他们在年度跨度安排上没有西方年鉴 那么久远,一般限定在 20 年以内。

西方大众综合年鉴对年鉴资料进行人性化( User-friendly) 设计处理,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读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关注读者对年鉴资料内容的需要。其在年鉴编纂过程中会随时关注读者对信息资料的体验与感受,在做年鉴内容安排时,除一方面提供社会各领域常规信息和资料外, 另一方面还根据现实生活中读者的具体需要,从不同侧面与角度去报道他们关心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①社会大众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信息内容,甚至是有趣的内容。社会大众在实际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需要用到的、对他们确实有帮助的资料和信息。这类内容每家年鉴安排的都不一样,内容非常丰富,最能体现出各家年鉴特色,也是它们的卖点之一,因此被称为年鉴特色内容。因此他们的年鉴在内容上不仅有时代特色、年度特色、地域特色,更有实用特色和可读特色。

(2) 在年鉴资料内容语言使用和书籍排版、目录索引制作方面给读者以细心照顾。其语言朴实、平易近人,用词简单、语法简洁,绝不说官话套话和读者难以看懂的晦涩话语, 在资料内容排版上除上面提到的格式化、模块化以外,对类目和条目在书中位置的安排及其目录索引制作方面也采用人性化设计方式,使读者能够方便地找到它们。

综上所述,西方大众综合年鉴可以用 9 个关键词来概括其全书内容编排和使用特点, 即信息、知识、指南,广度、深度、特色,实用、可读、方便。概括来讲,其内容通常是由信息、知识、指南三个部分组成的,在这三类资料信息中,年鉴编纂者们根据它们的各自性质和功能,分别在其内容广度、深度、特色以及反映形式上都给予充分细致考虑与安排,使读者  在查阅和使用这些信息资料时能够得到全面周到的服务,感到实用、可读和方便。从西方  综合年鉴编纂理论和编纂模式来讲,这 9 个关键词其实都是围绕着年鉴参考功能这个核心来服务的。

参照上面西方综合年鉴编纂历史及其编纂体例的演变规律,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内 容选收和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内容选收方面较为偏狭单薄。如果套用上述概括西方综合年鉴内容特点的关键词来描述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的话,则我国年鉴在其 9 个关键词里只能选取 1 个,即“信息”,而少了其他 8 个关键词的参与,或者其他 8 个关键词参与得不够充分,年鉴内容和作用自然变得十分单薄和弱小。而且从仅剩的“信息”这一关键词来看,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内容上虽然也能涉及社会多个领域,但它基本上记载的是这些领域中政 府部门及其所属事业、企业单位的工作。换句话说,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只是反映各行政区域部门单位的内容,对非政府部门方面的资料信息涉及得较少,不能够伸展覆盖到整个社会,并且其所记内容时间范围有限,只限当年,无论在资料内容的丰富程度、深度特色、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上,都与西方综合年鉴相差较大。

由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安排全书内容时以供稿部门和单位为基本单元,而不是以各项领域或事业为中心和线索,使得年鉴在反映这些部门单位内容时,常常出现相同内容多次重复和相互矛盾的现象。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的表现形式保守僵硬,在提供信息资料时多以文字叙述为主,这种方法和年鉴性质功能不能很好匹配,违背了年鉴作为参考工具书资料信息必须清晰、简明、易用的原则和要求,其以文字叙述为主的释文编排方式常常带来 4 个方面的问题:(1)年鉴实据淹没在众多文字当中,不便读者查找。(2)年鉴实据分散零碎,不易达到系统化和条理化,使读者很难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规律。(3)年鉴作者在撰稿时很难记清和弄准各类实据的完备性和准确性,容易造成实据丢失、冗余和错误。(4)在同一本年鉴或同一本年鉴每个年度版本之中,当遇到同类性质资料信息( 如省级地方综合年鉴中“市县概况”) 重复出现时,由于其每篇资料信息中出现的实据不一致或不固定,容易导致同类资料信息之间内容不对称、释文要素不统一,看不出同一信息或实据在年鉴各个版面或不同版本中具体变化的情况。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条目当中使用的工作总结式文体和语言风格,让人感到枯燥、沉闷、乏味甚至烦倦,其文中大量使用部门行业术语以及各种行业内部缩略语不适合一般公众阅读和使用。

三、研究和创新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应引起年鉴界重视

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年鉴界对于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千鉴一面”、质量不高的现象 有着普遍认识,要求解决的呼声也很高。2017 年 1 月和 6 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分别制定《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和《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提出“编鉴为用”和打造“精品年鉴”的新思想与新思路,对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做出具体要求与规定。从一部年鉴来讲,决定它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年鉴编  纂模式问题,它是年鉴编纂的总体方法,关乎年鉴编纂理论和年鉴具体编纂方法,决定着年鉴的性质方向和功能作用,是年鉴质量与生命的基石;二是编纂质量问题,是指年鉴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存在的内容与文字问题,直接影响年鉴功能正常的发挥。从总的方面来讲,年鉴编纂模式是年鉴编纂的根本大法,属于方法论范畴,年鉴编纂质量是年鉴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属于技术手段范围,它们一个在深层,一个在表层。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实用性不高、可读性不强,既存在年鉴编纂质量问题,也存在年鉴编纂模式问题,其中年鉴编纂模式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正在开展打造年鉴“精品工程”,主要解决各地方综合年鉴在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编纂模式和编纂质量问题,因此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问题进行认真地思考。因为年鉴编纂模式问题解决不好,则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实用性不高、可读性不强现象会依然存在,达不到“编鉴为用”的目的,年鉴在社会中“遇冷”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从世界年鉴发展史来讲,我国是一个年鉴编纂和年鉴事业发展较年轻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年鉴在我国的编纂满打满算才 40 年,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年鉴编纂上经验不足、方法技术不够,这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过 程中必须要对年鉴编纂理论、编纂模式、编纂体例、编纂质量做整体研究和细心考量,虚心学习年鉴知识和中外年鉴发展历史,总结中外年鉴编纂经验,关注和研究国外先进年鉴编纂技术。毕竟年鉴这种工具书形式本来出自西方,在西方有着八百多年历史、三百多年成熟经历,其对当今年鉴编撰体例设置和运行规律把握是经过几个世纪实践检验以后磨练和总结出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科学性。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年鉴在传达社会信息和年鉴资料参考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继而影响世界,先后从欧洲传入美国,再传到日本和中国。因此虚心向其发源地学习,借鉴他们成功的编撰经验并与中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特色相结合,是我们提高年鉴编纂质量、发展年鉴事业的方法之一。只有我们不断丰富中国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理论,创新年鉴编纂模式,突出年鉴编纂特色,提高年鉴编纂质量,增强年鉴服务功能和质量,才能使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转自年鉴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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